酒桌上常因人劝酒敬酒不喝而成为不得不喝

本站原创 2024-06-11 14:07:00

酒桌上常因人劝酒、敬酒不喝而成为不得不喝 对来说,酒是试金石,离中心越近的地方酒风气越浓;对商业来说,酒是工具,商业越发达的地方酒风气同样也越浓;对生活来说,酒是调味剂,在人们只谈情谊,民风朴俗的地方,酒只是用来交心的;对个人来说,酒是兴趣。 酒桌上常因人劝酒、敬酒不喝而成为不得不喝,相信大家都有果亲身经历,这种“酒文化”究竟源于何时何地呢? 在封建社会乃至奴隶制社会,国家政权高度集中,而对人的阶级之分也是甚为明确和残酷。而在酒的酿造相对稀缺的时代,酒也同样处于一种高度垄断的状态,所以早期的饮酒也被列入活动的内容之一。酒是奢侈品,是稀缺资源,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。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的外衣。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,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相融合。饮酒礼仪的庄严,形式的高雅,场面的庄重,都成了的道具。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,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。 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张绣投降曹操后,曹操很高兴,开宴会请大家喝酒。曹操在前面敬酒,典韦拿着大斧子紧随其后。曹操向谁敬酒,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。那架势的潜台词是:“你喝不喝?不喝爷爷砍了你”。相比曹操,孙权也没好哪儿去。在一次宴会上,孙权逼大家喝酒。虞翻假装喝醉,倒在地上,当孙权要离席的时候,他爬起来就要溜。孙权大怒,拔剑就砍。要不是身边人拉住,虞翻的脑袋就落地了。 酒文化的扩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发展,慢慢自上而下渗透。统治集团形成的性酒文化慢慢向社会各阶层蔓延,影响深远。从最初的统治道具,到普通大众的消费品,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,深入到中国人心中。可以说,当代的酒文化是古代文化演化过来的,有着强制性的阴影。这是中国酒文化与其他国家酒文化最根本的区别。 家庭规则与社会规则合流,上升到高度,就是潜规则。这种潜规则告诉我们,人要时刻守规矩,找准自己的位置,不可乱说话,不可乱做事,不可乱动,不可乱想。人在踏进社会之前,已经被这套思想完全禁锢了。“规矩”与“礼仪”的背后是不平等,是权威,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。所以,在喝酒的过程中,如果有权力、地位不对等的关系,就会有强制性的劝酒或逼酒。对位高的人来说,这是彰显权力的机会,对位置低的人来说,不喝就是不懂规矩。 中国历史上逼酒最绝的算是西晋的石崇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石崇经常宴请达官贵人,并且喜欢劝酒、逼酒。他的绝招是,让家里养的美女给客人敬酒、劝酒。如果哪位客人没喝干美女敬的酒,他就吆喝家丁,把美女的人头割下来。在这种情况下,很多客人碍于人命关天,不得不多喝,直到酩酊大醉。后来在东晋担任大将军的王敦偏不信这个邪,无论美女怎么劝酒就是一滴也不喝。石崇毫不犹豫地连续杀了三个美女,以逼迫王敦喝酒。 你不尊重别人的位置与权威,也就相当于不给别人面子。在中国,面子是典型的权力产物。这种权力可以是权力,也可以是隐形的权力,比如年龄、职位、身份等。所有不对等的关系,都会产生面子。所有不对等的敬酒、劝酒、逼酒都是潜在的权力在起作用。所以你不喝就是不给人家面子,不尊重别人的权力与地位。这种观念深入社会所有的阶层,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。即便是国际化的今天,这种文化性格也依然在中国血脉深处,时刻发挥着巨大的威力。 面子的权力属性在潜规则中尤为明显。宋仁宗年间,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当差。有一天,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,包拯很高兴,请同僚们喝酒。王安石与司马光坐在一块,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欢喝酒。因为顶头上司包拯劝酒,所以司马光硬着头皮喝了几杯。当包拯给王安石敬酒时,无论他怎么劝,怎么说,王安石就是不喝。这事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,当场下不了台。包拯之所以不高兴,是因为王安石作为下属,竟然公然违抗自己。这不是法律问题,也不是道德问题,但王安石却违法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潜规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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